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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家论邓

邓国铜器及其历史地理与文化

时间:2018/1/15 22:34:57   作者:   来源:   阅读:12   评论:0
内容摘要: 作者介绍:徐少华教授出生:1958年 籍贯:山东省青岛市胶南市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历史系学习,1982年获学士学位,后师从著名历史地理学家石泉教授攻读荆楚历史地理与文化,先后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毕业任教后,主讲中国历史地理、楚文化研究、历史典籍导读、《汉书》导读等多门课程。1988年6月任讲师,1993年6月任副教...

    作者介绍:

徐少华教授

出生:1958年 籍贯:山东省青岛市胶南市

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历史系学习,1982年获学士学位,后师从著名历史地理学家石泉教授攻读荆楚历史地理与文化,先后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

毕业任教后,主讲中国历史地理、楚文化研究、历史典籍导读、《汉书》导读等多门课程。19886月任讲师,19936月任副教授,19973月任教授,同年7月增列为博士生导师。

现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历史学院教授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历史地理》和《中国历史地理论丛》期刊编辑委员会委员。

长期以来,注重结合传世文献和考古资料从事中国历史地理、先秦历史文化、楚文化的研究与探索,先后主持国家社科青年基金、国家教委回国人员基金、教育部博士点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研究项目、哈佛燕京研究基金及国外合作研究课题多项,出版学术著作一部,合著、主编学术著作各一部,发表学术论文九十余篇,在中国历史地理和先秦历史与文化研究领域作出了有益的贡献,受到国内外同行专家、学者的一致好评。

19962月,所著《周代南土历史地理与文化》一书荣获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谭其骧禹贡基金优秀青年著作”三等奖。

199712月荣获武汉大学第八届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

20012月荣获湖北省政府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在国内外学术机构任职情况(最重要的三个):

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2000

《历史地理》编辑委员会委员,2000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编辑委员会委员,2005

承担的重要科研项目(2003-2008

《巴东东瀼口遗址和墓地发掘与研究》,湖北省三峡办,2002年,20万字

《从出土资料探索楚文化的传承与演变》,哈佛燕京研究项目,200412万字

《楚国都城与疆域演变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006年,20万字

主要论著(最具代表性的三部):

《周代南土历史地理与文化》,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32万字

《探索楚文化》(英文,合著),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99年,30万字

代表性论文

《樊国铜器及其历史地理探析》,《考古》1995年第4

《包山楚简释地五则》,《考古》1999年第11

《从出土文献析楚秦洞庭、黔中、苍梧诸郡县的建置与地望》,《考古》2005年第11

《竹书<君子为礼>的思想内涵与特征探析》,《中国哲学史》,2007年第2

    《羕国铜器及其历史地理研究》,《考古学报》2008年第4 


    本文出处:华夏考古1996年第一期

    邓,是先秦时期一个十分重要的古国和周代“南土”的重要辅助力量之一,随着传世及近些年有关邓器的不断增加,日益引起学术界的密切关注和探索,本文结合文献记载和出土实物资料,对古邓国历史地理与文化作一全面考察,以便为进一步深入探讨先秦历史地理以及楚国历史与文化打下良好的基础。

一、邓国的族姓

邓国的先族,成书于南宋的《路史·国名纪四》称为“仲康子国”,是夏后,为似姓;同时又说“邓,曼姓”,然又在《后纪十》中言其为商后,即子姓。《广韵》卷四“邓”条同意邓为商后之说,而同为南宋时成书的《通志》则又主张邓是曼姓①,可见南宋时人对邓的来源已不大清楚了。

现有较早的文献一般认为邓是嫚姓②。以上古社会“因生以赐姓,胙之士而命之氏”③的传统分析, “嫚”当是源于其母系氏族族外婚时最初族名而来,“邓”应是其进入父系部族以后的称号。《潜夫论·志氏姓篇》云“曼姓封于邓,后因氏焉”当有一定道理。传世《邓孟壶》铭“邓孟作监妟尊壶”,史家多认为“妟”即邓姓之嫚④。近年来,河南平顶山市郊相继出土了4 件邓公簋,器铭为“邓公作应嫚毗媵蔓……”③,是一组邓国国君为其女嫁往应国所作的媵器,“嫚”为邓国族姓十分明确,证明有关史籍记载和前人的考证是可信的。

关于邓国的族姓,本世纪50年代陈梦家先生曾据《復公子簋》铭“我姑邓孟媿”以及《邓孟壶》、《邓伯氏鼎》两件邓器出于陕西,认为“邓为媿姓,是西周之邓或在陕境”,我们认为陈先生此论是值得商榷的。

    传世《復公子簋》有3件,各有铭文四行二十字:“復公子白舍曰邓国铜器及其历史地理与文化(这个字是民字旁加一个又字)新,作我姑邓孟媿媵簋,永寿用之”。“復公子”,当即復国之公子,字伯舍名邓国铜器及其历史地理与文化新;器铭之“姑”,应即《尔雅·释亲》“父之姊妹为姑”之姑,与《诗·泉水》“问我诸姑”、《左传》嘻公十五年“娃其从姑”之姑同义。此簋是腹国公子为其大姑嫁往邓国所作的媵器,“邓”为其夫方国名,“媿”应是腹国族姓,而不是邓国之姓。古以女嫁曰归,妇方主人出于对婚姻之国的尊敬,在出嫁女子名字之前冠以夫方国名,是周代铜媵器铭文中妇名称国的普遍形式。如:

    《楚王钟》:“楚王媵邛()邓国铜器及其历史地理与文化()南和种”⑧,是楚王为楚女适江所作的媵器,“芈”为楚之族姓,而“江”为其夫方国名。

上引《邓公簋》铭“邓公作应嫚毗媵蔓”,“应”是馒毗所适之夫方国名,“嫚” 只能是邓国之姓,而不能作为应国之姓。

又《宝□生鼎》:“宝□生作成媿媵鼎”⑨,是宝国人为其女子嫁往成国而作的媵器,成亦作郕,为周文王子、武王弟之封国⑩,姬姓,“媿”自应是宝国之姓,而器铭称“成媿”,与《復公子簋》称“邓孟媿”同例,“成”为夫方国名。陈先生对此未能详察,仅依《復公子簋》所称说邓为媿姓是不对的,应予以更正。

邓国的先族,据《路史·后纪四》记载,黄帝时有臣邓伯温,是当时战败蚩尤氏的主要人物之一,则邓部族于氏族社会后期当已存在,并为黄帝部落的盟族;《庄子·徐无鬼篇》说:“舜有羶行,百姓说之,故三徙成都,至邓之墟而十有万家。”“邓之墟”,当即邓部族之故地、故墟,舜早期还曾移居过;又夏商之际,商人代夏入居中原,邓部族首领登( ) 恒曾为商汤之御⑾,商、邓是为盟族。凡此皆可说明,邓部族应是中原地区一个颇具经济、文化基础的古老氏族,夏、商及其以前在黄河流域有着广泛的活动。

二、邓国的地望及其考古学分析

    西周以前邓人的活动地,文献记载不太清楚,从其部族与黄河流域的黄帝、舜、商等部族均有密切联系的史实分析,其早期的活动地域应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据卜辞记载:“癸未卜,王在登贞,亡邓国铜器及其历史地理与文化(《后).19 );又“庚戌卜,()登贞,()今月亡□”(《林》1.26.15 );传世铜器有《亚登簋》⑿,时为晚商, 当是卜辞之“登”人所作器。按:“登”即邓,周代铜器铭文“邓”皆作“登”是为明证。邓地为商王所常至,当在王畿附近,其地望或即今黄河北岸、孟县以西之“故邓城”⒀,这与文献有关邓人早期在中原活动、并为“殷时侯国”⒁的一系列记载互相印证。

西周时期的邓国,《左传》昭公九年载周大夫詹桓伯回忆周初南方的疆土所至说:“及武王克商,……巴、濮、楚、邓,吾南土也。”可见西周初年邓国已在南边了;北宋所出“安州六器”之一的《中甗》铭载周昭王南征,派大臣“中”到“方、邓”等地视察,以为先行。已故学者唐兰先生认为“邓就是邓国”⒂,则昭王时的邓国已位于南阳盆地,与《左传》记载相合。同时亦可表明,商代晚期或商周之际,邓人有一个由北南迁的过程,其原因或与商代晚期的淫乱暴政有关。据文献记载,春秋初年于今河南郾城东南亦有一“邓城”⒃,此邓城位于黄河以南,当与邓人南迁的踪迹有关。

关于西周以来邓国的地望,历来众说纷纭。近年,石泉先生曾综合各方面的材料作过详考,认为当在今襄樊市西北十余里的古邓城遗址,即同治《襄阳县志》所载“县城西北二十里,今城址尚存,高丈余,壕淤成田”的古邓城⒄,此说令人信服。

70年代以来,湖北省博物馆曾在古邓城遗址一带作过一系列的考古调查与发掘,为邓国故都的确定提供了可靠资料。近年,笔者数次前往实地调查、踏勘,也获得了一些具体认识和资料。城址呈长方形,方向北稍偏西,南北长约800米,东西宽700米左右,现存墙体宽约20米,残高25米,四角显得尤为突出,每面城墙正中各有一缺口,当为城门遗迹;城外南、北和西面三方护城河还清晰可辨,比四周农田低1-2米,东护城河虽经大规模的平整,其宽大的沟痕仍然明显。整个城址历经干载风雨,其轮廓仍十分清楚,数里之外便能望见高出地面几米的四周墙体。

在城址内外,我们采集到一些周代鬲足和口沿、豆盘、豆柄以及盆、罐之类的器物残片,还发现部分绳纹砖、瓦等。就地面遗物观察,城址的时代当属周代至西汉,现存墙体有汉代以后补筑的现象。

位于邓城遗址以北4公里左右的山湾、蔡坡土岗上,有两处较大的周代墓地,由于砖瓦厂历年取土,陆续出土了不少青铜器,较重要的有铭铜器有:

1981年,山湾出土一件《侯氏作孟姬簋》,器内底有铭文三行十三字:“侯氏作孟姬簋,其万年子孙永宝”⒅。器作敛口,鼓腹,圈三足,兽形双耳有垂珥,器口沿和圈足饰窃曲纹,腹部饰瓦纹,其形制、花纹与扶风齐家村出土的一套西周晚期瓦纹簋接近⒆,应为西周晚期器物。这件簋的出土,又为1979年襄樊市文管处收集的一件《侯氏作孟姬簋》⒇找到了归宿,两器形制、花纹、铭文字体完全一致,只是铭刻行文上有两字的差异,应是同人同时所作器,当均出自山湾墓地。二器是侯氏为其夫人所作,铭称“孟姬”,自是某姬姓长女嫁于侯氏者,“侯氏”可能即邓侯之宗族。

此外,襄樊市文管处还收集到两件《邓公牧簋》(21),整个器形、花纹和铭文字体较上述侯氏簋略晚,当属两周之际遗物,也应出自山湾一带。这几件邓国铜器,尤其是西周邓器在邓城遗址附近出土,是其为邓国故都的有力物证。

    1974年,山湾墓地出土了一件《邓公乘鼎》,鼎为子母口,圆鼓腹,圆底,方形附耳,兽蹄足弧弯外撇,盖面隆起,中部有环状抓手,器身、盖均饰蟠虺纹及邓国铜器及其历史地理与文化索纹,器、盖同铭:“邓公乘自作认緐,其眉寿无期,永保用之”(22)。鼎的形制呈江汉地区典型的“楚式鼎”作风,相比而言,略晚于河南浙川下寺一号墓出土的Ⅱ式鼎(23),而又早于寿县蔡侯墓所出的同类鼎(24),当属春秋晚期前段。此器时代,上距楚灭邓约一个半世纪左右,所以不可能是嫚姓邓国的遗物,而应为楚器,器铭之“邓公”,只能是楚之邓县县公(25)。此器的出土表明:楚灭邓后,即因邓之故地而设立邓县,与《左传》载楚灭息后即因其地而设息县的情形一致。

楚邓县县公之器出于山湾,说明附近的邓城遗址即楚之邓县所在地,楚邓县当沿邓国故都而来,从而又佐证邓城遗址为邓国故都是确切不误的。《邓公乘鼎》的出土,也补充了文献对楚于邓地置县的失载,对研究楚国的民族政策和县制的形成及发展,提供了一条重要材料。

19721973年,湖北省博物馆在山湾一带清理了33座东周墓,其时代约从春秋中叶到战国晚期(26)。

19731974年,又在蔡坡一带先后清理了12 座东周墓,大都属战国时期(27)。

从这几批墓葬的文化性质观察,基本上属于楚墓或楚文化墓,从其时代上下限看,当是楚灭邓以后至秦拔鄢、邓以前楚国邓县的臣民墓葬。这几批墓葬的发掘又对古邓城为邓国故都、楚邓县所在地增添了可信的实物证据。

这里,对陈梦家先生关于西周之邓在陕境的说法作点辨析。

西周时的邓国所在,在周之“南土”的南阳盆地内,文献记载和实物资料均提供了一系列可靠的证据,古邓城遗址的存在更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陈先生对有关邓国的史实未作全面分析,仅依据两件邓器出于陕西,便把西周时邓国定在陕西是欠妥的。诸侯国乃至王室重器或因礼仪赠馈、婚丧嫁娶、战争流失,出于异地他乡是极为常见的事,如应国铜器出于江西,徐国铜器出于山西,吴国铜器出于北京(28),特别是铜媵器,随女带往他国更是理所当然,所以,我们不能单凭出土地点来断定器物的国属。同时,出于陕西的《邓孟壶》铭“邓孟作监曼尊壶”又清楚地表明为嫚姓邓国的遗物,其本身就是对陈先生媿姓邓国说的一个否定。既为嫚姓邓国,则西周时其就不可能在陕西境内,而只能在今南阳盆地南部的古邓城遗址。陈先生以西周时邓在陕西的说法是不符合史实的,所言两件邓器,都应是邓人嫁女之媵器,出于陕西,说明西周时期邓国与关中地区的密切往来和婚姻关系。

三、邓国铜器及相关材料考察

据成王时的《孟爵》铭载:“王初邓国铜器及其历史地理与文化于成周,王令盂宁邓伯,宾贝,用作父宝尊彝”(29),周成王初到成周就派大臣盂来安抚邓伯,一方面说明周初周、邓之间有着某种特殊的关系往来。铭称“邓伯”,与宣王时封于南阳的“申伯”有相同之处,“伯”既为行辈称,亦是当时“经理”南方之国的“侯伯”之意(30), 可见邓在周王室及其“南土”的较高地位。另一方面也反映当时的邓国应在成周以南,否则,以宗周为根本的成王是不必初到成周就派孟去安抚邓伯的。

上述“安州六器”之一的《中甗》载昭王南征时派大臣“中”到邓地视察,说明邓国是周王朝在“南土”的重要据点之一。

    传世《邓国铜器及其历史地理与文化鼎》有铭文四行二十字,大都已残,略有数字可以辨读;“邓获□□用作厥□□宝……”(31)。器铭第一字是“邓”字,第二字不甚清晰,似为“仲”。全铭虽不能通读,但文意大致可知,铭称“邓仲”,显与邓国有关,应是邓器。

此鼎体作方形,平折沿,两耳立于沿上,四角出扉棱,四柱足较高,口沿下饰带状云雷纹。从形制、花纹和铭文字体看,要早于陕西扶风齐镇出土的属于昭穆之际的不指方鼎(32),应为西周早期器物。

1984年,陕西长安张家坡西周井叔墓地163号墓中,出土了2件《邓仲牺尊》(32),器形奇特,制作精美,亦为邓器。根据墓葬分布和骨架鉴定,《简报》认为该墓为井叔妻室墓,年代约在懿孝时期,牺尊时代还要早一些。从器物形制和铭文字体分析,应在西周中期偏早的穆王前后,“邓仲”当是嫁到井叔家族的邓女,由此亦见邓国与关中周室的联系。

平顶山市郊先后出土的4件《邓公簋》,都在方圆几米的范围之内,形制、花纹、铭文字体和内容一致,可能是应国夫人应嫚之墓的随葬品,周永珍先生定其为西周孝夷时器(34)是正确的。应国为周武王子的封国(35),其国都在今平顶山市西的嗤阳镇一带,周先生已有考证,此不赘述。

上述《復公子簋》,从铭文字体分析,与平顶山市郊所出《邓公簋》同时或略晚,当属西周中晚之际或略偏后。铭文表明邓国与復国通婚,復之地望现已不能确考,从其为媿姓来看应来自北方(36),可见邓国的对外联系的姻族关系是十分广泛的。

《大系》共收录3件邓器(37),其中《邓伯氏鼎》铭云:“邓八月初吉,伯氏姒氏作□嫚昊媵鼎,其永宝用”。鼎作平折沿,立耳,圆底,中腹,下附三兽蹄足,与周宣王时期的毛会鼎极为相似(38),时代当相去不远。此为伯氏姒氏嫁女之媵器,出于陕西,或与夫国地理有关。“伯氏”当为邓之宗枝,其妻姒氏,当为夏后的杞、缯之女适邓者。

    又《邓公簋》铭曰:“邓九月初吉,不故屯夫始作,邓公用为屯夫人邓国铜器及其历史地理与文化簋” 。郭老认为“不故”当指山东一带的薄姑氏,也与邓国联姻。
    《邓孟壶》铭载邓女适监称“监曼”,据传世《新宫叔硕父鼎》曰:“新宫叔硕父、监姬作宝鼎”(39);新出《南申伯太宰簋》曰:“作其皇祖考夷王、临伯邓国铜器及其历史地理与文化簋”(40),则“监”为姬姓无疑,出自周之王族,壶出陕西,或与监之所在相关。《邓公簋》和《邓孟壶》,周永珍先生定为西周晚期器物,可信。

    传世另有一件《邓公午簋》,有铭文三行十九字:“公午□自作邓国铜器及其历史地理与文化簋,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寿用之”(41)。器铭笔画较粗,行文草率,从“邓”字右边从“邑”来看,要晚于上引襄樊市文管处收集的《邓公牧簋》,当属春秋早期器物,“邓公午□”或即《左传》所载的“邓侯吾离”,时代、人名均相近。

以上材料表明,有关西周中晚期至两周之际邓国史实的铭文材料较多,说明此阶段是邓国历史上的繁荣时期。西周时的邓国,与周王室姬姓宗枝婚姻密切,关系特殊,先后与井(即邢)、应、监等联姻,并且还与媿姓的復、赢姓的蒲姑氏以及夏后的姒姓之国通婚,反映古邓国对外的广泛联系,同时也说明其较强的实力,是一个具有一定影响,有较高政治、经济、文化水平的南方大国。

分析铭文内容, 我们还可以看到邓国内部的某些史实,《盂爵》称“邓伯”, 当反映周初封邓的实际爵称和地位,其后邓国出现的“邓伯氏”,应是某代邓伯之宗枝;“侯氏”亦应即某一邓侯之后。至迟从西周中期后段开始,邓君一律称“公”,如西周中期后段的邓公作应嫚簋、西周晚期的邓公作屯夫人簋和邓公牧簋,以及春秋早期的邓公午簋等四代邓公之器,先后关系大致可辨。邓君这种称谓关系的变化,既体现了邓国国势的不断强大,独立性增加,同时亦见周王朝势力的衰弱,对诸侯逐渐失去了控制能力。

四、邓国历史与文化

西周时期邓国的历史,文献失载,通过有关铭文材料的考察,可见其发展、变化的大致脉络。进入春秋以后,据《左传》记载,郑庄公和楚武王夫人都是邓女(42),说明春秋初期的邓国仍与北方强国郑及南方新起的楚有着婚姻往来。

《春秋》桓公七年(公元前705),邓侯吾离前往鲁国访问,《经》、《传》称之为“邓侯”,与“汉阳诸姬”的随、唐等列,而与被视为夷邦的“楚子”、“巴子”、“郧人”等区别明显,反映了邓国在周室中的地位和影响。

鲁桓公九年,由于邓南鄙鄾人杀了聘邓的楚国大夫和巴国行人,遭致楚巴联军伐邓,结果邓师大败,使邓国的形势急转直下。鲁庄公六年(公元前688), 楚文王伐申经过邓地,曾受到邓祁侯的招待,邓大夫要趁机杀楚文王,为邓侯所阻。次年,楚大夫伐邓,庄公十六年,邓国终为楚所灭。

关于春秋早期的邓国国势,石泉先生曾作过分析,从桓公七年的邓侯访鲁,桓公九年楚巴联军伐邓,经过几次进退才打败邓师的史实来看,说明邓国是这一带具有一定经济文化水平和军事实力的重要国家。邓为楚所灭,一方面是楚国势力的迅速增长,急于北上争霸;另一方面是邓国所处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因而成了楚人北上中原时首先合并的对象(43)。石先生的这些分析,符合当时楚、邓两国的实际。

邓国位于汉水北岸、南阳盆地南端、唐白河和汉水的冲积平原上,是一片肥土沃壤,也是沟通南北交通、连接江淮和巴蜀的重要枢纽,周初封邓于此,显然是有一定的政治目的和精心安排的。所以在楚国初步强大向北发展之时,作为楚之姻族的邓国仍首当其冲的成为楚所兼并的目标。从楚国的发展战略来看,也必须先灭邓国,控制这一交通要津,然后才能向北、向东大力发展。
    关于邓国的文化。邓是个历史悠久、具有一定文化水平、在南阳盆地和江汉地区较为先进的古国,邓国铜器的形制、花纹以及铸造工艺、铭文风格各个方面,均具有较高水平和浓厚的中原文化特色。如西周早期的《邓国铜器及其历史地理与文化鼎》,体方,四角出扉,饰带状云纹,后期的邓公篡,瓦纹,环耳,圈足,以及西周晚期的邓伯氏鼎、邓公牧簋等,均为周文化中各个时期具有特色的标准器。从器类看,目前所见有铭邓器主要为鼎、簋、壶,这正是周文化礼制特点的器类组合。邓国文化与姬周文化这种高度的一致性,在周边列国中是不多见的,反映了邓与中原各国以及周王室之间较深的历史、文化关系,或与西周以前其长期活动在中原地区,本身就具有深厚的中原文化基础相关。西周时期,邓国与中原诸国频繁的联姻通婚,当即这种文化关系的继续。春秋初期,邓又与郑、楚等国有婚姻往来,且邓国女子在郑、楚国内参与政事,并表现出较高的见识和才能,亦体现了邓国文化的深厚基础。

从《邓伯氏鼎》“邓八月”、《邓公簋》“邓九月”的材料分析,至迟在西周晚期,邓国当有了与“周正”有别的自身正朔系统。一般认为,春秋时期除晋用夏正之外,各诸侯国多用周正,邓国于西周晚期就有其自身的正朔系统可行,与器铭一律称“公”相呼应。就历史的角度来看,西周时期的邓国不管是从政治地位、经济实力,还是文化水平各个方面,比起“封以子男之田”、“辟在荆山,筚露蓝缕”的楚国来说,确实要进步、发达许多。

春秋早期,楚国迅速发展起来,较早地灭了邓国,开辟了向北向东扩展的道路,这固然说明了新兴楚国的强大和邓国国势的衰落,但同时也不能忽视邓国在这一地区的长期开发所奠定的经济、文化基础。楚于邓地置县,除利用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外,邓国原有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先进因素对楚国政治、经济的发展以及楚文化的形成,必然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啊,注入一定的新鲜血液,成为兼收并蓄多元楚文化的一个重要源泉。

注释

①参阅《通志·氏族略二》周异姓国“邓”条。

②参阅《左传》桓公七年《正义》引《世本》,桓公十一年杜预注和《国语· 郑语》韦昭解皆云邓是曼姓,按曼、嫚古通用。

③见《左传》隐公八年。

①见《缀遗》13.17“邓孟壶”;《大系》“邓孟壶”考释。

    ⑤平顶山市文管会:《河南平顶山市发现西周铜簋》,《考古》19814期; 平顶山市文管会:《河南平顶山市又出土一件邓公簋》,《考古与文物》19831期;张肇武:《平顶山市出土周代青铜器》,《考古》19853期。

⑥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二、32“盂爵”考释,载《考古学报》第十册,1955年。

⑦见《三代》8.9.23,《捃》2.2.82

⑧参见《大系》考165:楚王钟。

⑨见徐中舒主编《殷周金文集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830器。⑩参阅《左传》嘻公二十四年。

11)参阅《路史·国名纪六》。

12)见《三代》6.5.12

13)据《史记·秦本纪》,秦昭襄王十六年“左更错取轵及邓”,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曰:“故邓城在怀州河阳县西三十一里”。唐初河阳县即今河南孟县,则“故邓城”当在今孟县以西。

14)参见《元和姓纂》卷九,四十“嶝”韵“邓”条;《通志·氏族略二》周异姓国“邓氏”条。

15)唐兰:《论周昭王时代的青铜器铭刻》(上编)“中甗”考释,《古文字研究》第二辑88页。

16)参《左传》桓公二年及杜预注,《史记·楚世家》正义引《括地志》曰。

17)(18)石泉:《古邓国、邓县考》,《江汉论坛》19803期。

18)据襄樊市博物馆内部资料。

19)陕西省博物馆:《扶风齐家村铜器群》,文物出版社,1963年版。

20)(21)襄樊市文物管理处:《湖北襄樊市拣选的商周青铜器》,《文物》19829期。

22)杨权喜:《襄阳山湾出土的鄀国和邓国铜器》,《江汉考古》19831期。

23)河南省博物馆:《河南淅川下寺一号墓发掘简报》。《考古》19812期。

24)安徽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安徽省博物馆:《寿县蔡侯墓出土遗物》。科学出版社,195612月第1版。(下转41)

(上接第63)

25)诸史记载,楚县尹通常称“公”,《左传》庄公三十年载“申公斗班”,杜预注:“申,楚县也,楚僭号,县尹皆称公”即可为证。

26)湖北省博物馆:《襄阳山湾东周墓葬发掘报告》,《江汉考古》19832期。

27)襄阳首界亦工亦农考古训练班:《襄阳蔡坡12号墓出土吴王夫差剑等文物》,《文物》19761期;湖北省博物馆:《襄阳蔡坡战国墓发掘报告》,《江汉考古》19851期。

28)朱心持:《江西余干黄金埠出土铜甗》,《考古》19602期;张颔等:(庚儿鼎解》,《考古》19635期;北京市文物组:《海淀区发现春秋时铜器》,《文物参考资料》19585期。

29)见《大系》考释页49:盂爵。

30)参阅《诗·大雅·崧高》篇及郑玄《笺》。

31)见《善斋》2.10

32)周文:《新出土的几件西周铜器》,《文物》19727期。

3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队:《长安张家坡西周井叔墓发掘简报》,《考古》19861期。

34)周永珍:《西周时期的应国、邓国铜器及地理位置》,《考古》19821期。

35)参阅《左传》嘻公二十四年。

36)按:古復国或在《汉书·地理志》所载南阳郡復阳县一带,汉初于此封復阳侯,后改县,因復山、復水而得名( 参见《汉志》南阳郡“復阳”县下颜师古注引应劭曰、《史记·高祖功臣侯者表》“復阳”侯国下《索隐》引应劭云及《水经·淮水注》),说明“復山”、“復水”之名汉初已有,古復国或与此有关。

37)见《大系》考释页176177

38)参阅《大系)} 2 3、录一3 1、考135

39)见《捃》2.2.79,从铭文字体观之,此鼎当属两周之际或春秋初年器物。

40)李学勤:《论中再父蔓与申国》,《中原文物方19844期。

41)见《意斋》12.11,又《三代》7.48.1。铭文第一字,右边从“邑”,左边不甚清晰,但各书著录均释作“邓”,今从之。

42)参阅《左传》桓公十一年和十三年。

43)参阅《史记·楚世家》和《左传》昭公十二年。(责任编辑:胡永庆)

[90」饭岛武次《先周文化陶器研究—试论周原出土陶器的性质》,《考古学研究》(),文物出版社,1992年。

[91」刘士获:《西安老牛坡商代墓葬初论》,《文物》19886期。

[92」彭邦炯:《西安老牛坡商墓遗存族属新探》,《考古与文物》19916期。

[93」刘军社:《再论郑家坡遗址的分期与年代》,待刊稿。

[94」有学者认为蓝田一带曾有一“㝬”族。灞河流域的商代遗存,或与之有关。

[95」北京大学考古教研室华县报告编写组:《华县、渭南古代遗址调查与发掘》,《考古学报》19803期。

[96」左忠诚:《陕西渭南南堡西周初期墓葬》,《文物资料丛刊》3辑。

[97[98」左忠诚:《渭南市又出土一批商代铜器》,《考古与文物》19874期。

[99」俞伟超:《古代“西戎”和“羌”、“胡”考古学文化和归属问题的探讨》, 《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

[101[102」赵化成:《甘肃东部秦和羌戎文化的考古学探索》,《考古类型学的理论与实践》,文物出版社,1989年。

[103」甘肃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甘肃临挑、临夏两县考古调查简报》,《考古通讯》19589期。

[104」南玉泉:《辛店文化的序列及其与卡约、寺洼文化的关系》,《考古类型学的理论与实践》,文物出版社,1989年。

[105」石兴邦:《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与自然生态环境的考察》,《史前研究》(辑刊) 1990年一1991年。

 [106[107」韩玉德:《由(世俘)论牧野之战的规模》,《西周史论文集}(上册),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

 [108」徐仲舒:《殷周史中的几个问题》,《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792期。

 [109」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110」苏秉琦:《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文物》19868期。(责任编辑:方燕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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