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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邓禹家族的文德教育与文学成就

作者:河南教育学院中文系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2011届博士刘德杰,供稿人邓必军 时间:2014/3/11 10:08:17 点击:1066 来源:中华邓氏族谱网

核心提示:作为东汉功臣、外戚、世家大族的文化典范,邓禹家族文学自有其独特价值

清人唐甄《潜书·鲜君》说:“世族贵家,其子孙鲜有贤者。”邓禹家族却不然。邓禹 是东汉“元功之首”,孙女邓绥为和帝皇后,终身临朝称制,这个兼功臣与外戚身份的大家族代有良才,兼资文武。由于政治地位非常显赫,历来关于邓禹家族的研究往往集中在政治方面,对其“文学”方面罕见关注。东汉的“文学”观念,实以经学为主而涵盖史传、文学、谶纬各科,其“审美意义在于以道德、礼义的教化价值作为评判依据”。邓禹家族注重德行与文学教育,培养了矜重内敛、尚文好学的家风,成为世族中“可以为后世法”的文化典范。邓氏家族文学主要是政治家的文学,以严密 的理性分析见长,彰显出了邓氏政治家经纬天下的胸怀与智慧,对汉魏政治、经学和文史之学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邓禹家族的文化典范性

在东汉功臣家族中,邓禹家族是敦励儒学的典范。光武帝好儒术,功臣亦多儒者。建武十三年(公元37),全国统一,光武帝“欲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 臣拥众京师”,贾复、邓禹乃“并剽甲兵,敦儒学”,“既还私第,阖门养威重”,其他功臣群起效仿,光武帝偃武兴文之国策由此得以顺利实施。贾复,字君文,南阳冠军人。“少好学,习《尚书》。事舞阴李生,李生奇之,谓门人曰:‘ 贾君之容貌志气如此,而勤于学,将相之器也。’”贾复为人刚毅方直,多大节,为“云台 二十八将”之一。贾复子宗,字武孺,“少有操行,多智略”,“兼通儒术,(章帝每宴见,常使与少府丁鸿 等论议于前。” 邓禹,字仲华,南阳新野人。十三岁能诵《诗》,游学长安,与光武帝刘秀相识。天下初定,邓 禹“常欲远名势”,“笃于经书,教学子孙”。贾、邓二人可谓通儒鸿才,在东汉功臣中具有非同一般的典范意义。可以说,东汉功臣从军功起家到经学世族的转 型正是从邓、贾开始的。然而,贾复早卒,其族亦人丁不旺,家族代表性不强。邓禹家族则不然,人丁兴旺,俊才辈出,成为东汉世家大族之翘楚。《后汉书 ·邓禹列传》曰:“邓氏自中兴后,累世宠贵,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将军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余侍中、将、大夫、郎、谒者不可胜数,东京莫与为比。”笔者依据范晔《后汉书》、袁宏《后汉纪》、陈寿《三国志》统计了东汉邓禹家族入史传者,包括汉末邓芝在内,传衍六代以上,总计50男、皇后,其中 31人封侯,人官至三公,与范晔的说法基本吻合。《隋书· 经籍志二》曰:“后汉有《邓氏官谱》……晋乱已亡。”这是迄今所知最早的士族族谱,虽内容不详,但至少说明:邓氏家族仕宦显达,足以列出谱系。东汉士大夫罕见不通经学者。邓禹家族有如此庞大的官吏队伍,也就意味着有 如此庞大的儒士队伍。东汉世家大族无不以经学为传家之本,邓禹家族的典范性不言而喻。

在东汉外戚家族中,邓禹家族是以“文”、“德”传 家的典范。东汉一代,兼有功臣与外戚双重身份的世家大族有阴兴、马援、窦融、邓禹、梁统五家,各家的开国功臣皆通经史传记,子孙亦不乏著名文士。光武帝阴后、明帝马后、章帝窦后、和帝邓后、顺帝梁后皆有才学,马后与邓后均为著名贤后,博学能文,有文传世。阴、邓两家皆出南阳,以敬慎礼法与谦退俭约著称;马援、窦融、梁统来自关西,谨约自守,而三家子孙皆有 豪奢、恣肆、不拘礼法之习,关西豪放不羁之风在他们 身上时隐时现。阴氏家族本为齐管子之后,楚汉之际 迁于楚,居新野。阴氏家族既好神仙,又好巫术,阴子方祭灶神,阴长生求仙问道,和帝阴皇后迷信巫蛊之术,道家与道教之风在阴氏身上表现明显。邓氏家族则是秉礼好儒之家,和熹邓后甚至坚决反对巫蛊与淫祀,表现出清醒的理性精神。马援与邓禹在谋略、学识、教育子孙等方面皆可媲美,少时所习也同为《诗》。马援 家族亦人才辈出,马援子马廖、马防,从子马严,马严 子马续、马融,皆通经艺,晓武略,亦可与邓禹家族之 英才并驾齐驱,在文学上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东汉一代,马、邓两家堪称兼容功臣、外戚、文化三重身份的世族“双璧”。然而,马援生长关西,靠近西北边地,范晔论其一生行事,谓之“伏波好功,爰自冀、陇”,精确地概括了马援的文化性格及其地域渊源。邓禹生长于楚夏之交的南阳,范晔说他“元侯渊谟……静其如愚”,“渊”、“静”二字正抓住了邓禹文化性格之根本。楚夏之交在战国时期即为老庄道家文化覆盖的重点区域,邓 禹 的“渊静”、“常欲远名势”,或许正是源自南 阳悠久的老子文化。总之,从东汉尊儒重文、尚德轻功的主流倾向看,邓氏比其他功臣外戚家族更具代表性:自文化的地域倾向而言,东汉朝廷推崇矜重守礼的人格风范,是典型的中原文化,邓禹家风正是如此,马、窦、梁三大家族却有明显的豪放尚功的关西文化倾向。显然,邓禹家族的文化性格更能代表东汉人文思潮的主流倾向。

二、邓禹家族的文德教育

邓禹家族突出的文化性格是与其世代相传的文德教育分不开的。邓禹是其家族教育传统的开创者。两汉之际,邓禹家族已是郡县著姓。刘秀经营河北,邓禹策马相追,与其 “谋谟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成为名副其实的“元功之首”。建武初拜大司徒,封高密侯。建武十三年 (公 元37 ) 退隐。建武中元元年 (公元 56),光武帝封禅泰山,特征邓禹行司徒事随行。明帝即位,拜为太傅。永平元年(公元58)五月卒,年五十七。

光武帝尊崇儒术,多举用经学博通之士入参朝政。儒学首重修身与齐家,以邓禹为首的功臣群体本以儒者居多,国家统一后,他们率先成了敦励儒学、修养礼法的典范。东汉社会,“户习七经”,“士民秉礼”,光武君臣率先垂范,功莫大焉。“元功之首”邓禹是光武帝功臣中最为杰出的一员。邓禹笃于经书,非常重视子孙的文化与德行教育。邓禹有清醒的家学家风意识——令十三子各守一经,“既以武功书之竹帛,兼以文德教养子孙”。《后汉书·邓禹传》曰:“禹内文明,笃行淳备,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远名势。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艺。修整闺门,教养子孙,皆可以为后世法。资用国邑,不修产利。” 范晔在《邓寇传赞》中说,邓禹“勋成智隐,静其如愚”。“内文明” 既指有自知之明与知人之明,也指富于内省精神,正所谓“静其如愚”,宠辱不惊。邓禹有自知之明,知己功高权重,恐逆光武帝之志,遂与贾复“剽甲兵,敦儒学”;邓禹有知人之明,“每有所举者,皆当其才,光武以为知人”。《后汉纪》卷14曰:“ (和熹邓后与叔父邠及诸兄语,常问祖父禹为布衣佐命时事。邠为说结发殖业,著名乡闾。遭世祖龙飞,杖策归德,征伐四方,天下大定。功成之后,闭门自守,事寡姊尽礼敬,训子孙有法。……后未尝不叹息流涕,言:‘立德之苦,乃至于斯。’” 邓绥所谓“立德”,实包括建功、立德、“殖业 (研习经学)  在内。可见,邓禹在子孙教育方面用心良苦,他以身作则,亲自训导,建立起功德与学识并重的家教观念,于家族发展泽被久远。邓禹儿子中,少子邓鸿好筹策。汉明帝与邓鸿议边事,认为他具将才,就拜为将兵长史。章帝时,邓鸿度辽将军。和帝初,鸿随窦宪击匈奴,有功,征行车骑将军。从上引邓邠教育邓绥的话可以看出,邓邠也是德行学问并修之士。

据《后汉书·邓禹传》载,邓禹十三子中,惟第六子邓训“不好文学”,此处所谓“文学”主要是指章句之学,邓训的文、德修养都不错。邓训今无文章留存,不过,《后汉书》本传记载了他劝说部署安集羌胡的一 段话,略可管窥其文学素养。其文曰:“今张纡失信,众羌大动,经常屯兵,不下二万,转运之费,空竭府帑,凉州吏人,命悬丝发。原诸胡所以难得意者,皆恩信不厚耳。今因其迫急,以德怀之,庶能有用。”这段话以四言为主,简劲生动,体察人情,恩威相济。《论语·季氏将伐颛臾》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邓训的安边策略体现的正是儒家文德思想。不仅如此,邓训对子弟的德行与学业修养,要求严格,甚至苛刻。《后汉纪》卷14曰:“ (训,闺庭甚严。诸子进见,未尝赐席。至于 (和熹邓)后 ,事无大小,每辄咨之。”《后汉书·邓训传》亦曰:“训虽 宽中容众,而于闺门甚严,兄弟莫不敬惮,诸子进见,未尝赐席接以温色。”《后汉书·和熹邓后纪》亦载:“六岁能《史书》,十二通《诗》、《论语》。诸兄每读经传,辄下意难问。志在典籍,不问居家之事。……父训异之,事无大小,辄与详议。” 可以看出,邓训家中,子弟从小都要接受严格的文学教育,兄弟姊妹之间,讨论问难,切磋琢磨,学风很好;同时,邓氏家教,宽严相济,形成了良好的自律传统。从邓训对待子女经传研习的态度看,邓训所谓“不好文学”,应当是指不好死守“家法” 的章句之学,对于经世致用的博通之学,他是不排斥的。邓训有五子三女:骘、京、悝、弘、阊及燕、绥、容。邓骘今存一文,严可均《全后汉文》题名《上疏自陈》。邓弘少习《欧阳尚书》,入授安帝,诸儒多归附之。邓绥好学戌习,终身不辍。《后汉书·和熹邓后纪》云:“太后自入宫掖,从曹大家受经书,兼天文、算 数。” 邓后今存自拟诏书若干篇。

和熹邓后以光大父祖之德、教养子孙为己任,对文学教育也非常重视。《后汉书》本纪云:“ (元初六年,太后诏征和帝弟济北、河间王子男女年五岁以上四十余人,又邓氏近亲子孙二十余人,并为开邸第,教学经书,躬自监试。尚幼者,使置师保,朝夕入宫,抚循诏导,恩爱甚渥。乃诏从兄河南尹豹、越骑校尉康等曰:‘吾所以引纳群子,置之学官者,实以方今承百王之敝,时俗浅薄,巧伪滋生,《五经》衰缺,不有化导,将遂 陵迟,故欲褒崇圣道,以匡失俗。”邓绥还从父祖那里 继承了心忧天下的精神。她对刘氏子弟与邓氏子弟的经 学教育一视同仁,并推及到国家文化教育和文化建设规 制中。本纪云:“永初三年,邓太后又诏中官近臣于东 观受读经传,以教授宫人,左右习诵,朝夕济济。”东汉有学问的宦官(如郑众、蔡伦就是从邓后时代开始大量出现。邓太后称制期间,两度下诏刘珍等鸿儒硕学人东观校订典籍,为东汉经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邓后子侄辈中,从子甫德学传父业《欧阳尚书》。从子邓嗣,博学能文。《后汉书·邓禹传》载,邓太后去世,安帝听信谗言,迫害邓氏,邓骘、邓阊等被逼自杀,“阊妻耿氏有节操,痛邓氏诛废,子忠早卒,乃养河南尹豹子,嗣阊后。耿氏教之书学,遂以通博称。”从耿氏教子看,邓氏家族,无论男女,都秉承了好学重文之家风。

邓氏家族良好的文学教育与德行教育相辅相成。邓禹教导子孙皆尊法度,子孙世传祖训。殇、安之时,和熹邓后临朝称制,兄弟辅政。邓后效法父祖,检敕宗族,教学子弟,邓骘兄弟子侄也勤谨自守,颇有德望。《后汉书·和熹邓后纪》载,邓太后临朝,“诏告司隶校尉、河南尹、南阳太守曰:‘每览前代外戚宾客,假惜威权……今车骑将军骘等虽怀敬顺之志,而宗门广大,姻戚不少,宾客奸猾,多干禁宪。其明加检敕,勿相容护。’自是亲属犯罪,无所假贷。”《后汉书·邓骘传》云:“自祖父禹教训子孙皆遵法度,深戒窦氏,检敕宗族,阖门静居。骘子侍中凤,尝与尚书郎张龛书,属郎中马融宜在台阁。又中郎将任尚尝遗凤马,后尚坐断盗军粮,槛车征诣廷尉,凤惧事泄,先自首于骘。骘畏太后,遂髡妻及凤以谢,天下称之。” 永初元年,安帝封邓骘兄弟为侯。骘等辞让,不获准许,遂逃避使者,上疏自陈,中有“常母子兄弟,内相敕厉”之语。邓后从兄邓康“以太后久临朝政,宗门盛满,数上书长乐宫谏争,宜崇公室,自损私权,言甚切至。” 顺帝时,邓康为太仆,以品行方正著称,名重朝廷。可以看出,邓禹家族在文德教育上一脉相承:邓禹 “功成之后,闭门自守”,邓骘兄弟居官显位而“阖门静居”;邓禹教导子孙要“尊法度”,邓后检敕宗族,邓骘自髡妻子;邓禹“勋成智隐”,邓康谏邓后不从,遂闭门不仕;邓禹“笃 于经书,教养子孙”;邓绥“昼省王政,夜则诵读”,并亲自督导子弟学习。邓氏家族的文德教育总归一个“律” 字——律己、律宗亲。这种高度自律的宗族精神强化了邓氏家族的凝聚力,也提升了邓氏家族的朝野名望。安、顺之际,邓氏几乎遭遇灭门之灾,以大司农朱宠为代表的公卿士大夫多为邓氏鸣不平,顺帝亦“追感 太后恩训”,邓氏家族方转危为安。邓禹家族人丁众多,累世显贵,在史书中却未留下明显劣迹,这在两汉外戚史上绝无仅有。如果史书记载可信的话,我们只能推出 一个结论:邓禹家族的文德教育非常成功,宗族内部形成了良好的约束机制。可以说,邓氏家族久经政治风雨而绵延不衰,其宗族自律精神、以文德传家的自强精神,都是非常重要的内生力。

得注意的是,邓氏家教不仅重视“文德”,而且不弃 “武略”。邓后特别提到祖父的教导---“先公既 以武功书之竹帛,兼以文德教化子孙”。《三国 志·蜀志 卷十五·邓芝传》载,邓芝,字伯苗,新野人,邓禹之后,于汉末人蜀,曾任尚书郎等职,官至车骑将军,对和合吴蜀贡献卓著。本传曰:“芝为大将军二十余年,赏罚明断,善恤卒伍,身之衣食,资仰于官,不苟素俭,然终不治私产。” 据《华阳国志·巴志》载,邓芝还好弓弩,善射。从邓芝身上,我们依然可以看到,邓禹家族文德武略兼修之风至汉末而不坠

三 、邓禹家族的文学成就

在邓禹家族中,邓禹、邓绥、邓弘、邓骘、邓嗣、邓芝的文学影响比较大,史料也较为丰富。六人中,惟邓绥、邓骘有单篇文章保存,邓禹和邓芝的文学才华可从史书保留下来的辞令中见其一斑。邓弘、邓嗣既无言辞留存,也无单篇文章传世,但有史料载录著述之事。因此,本文分析的邓氏文学并不拘于单篇之文。

邓禹对历史的影响,莫过于他的“河北进策” (袁宏《后汉纪》卷1记录最详)。《朱子语类》卷 135:“尝欲写出萧何、韩信初见高祖时一段,邓禹初见光武时一段,武侯初见先主时一段,将这数段语及王朴《平边 策》编为一卷。” 朱 子 所 谓 “邓禹初见光武时一段 ()”,即邓禹在河北对光武帝所说的如何“定天下” 的那番话,权且名为河北进策》。在朱熹看来,邓禹此策是北宋以前安邦定国的四大经典策略之一。该文不仅集中反映了邓禹政治军事上的杰出才识,也展示了邓禹简洁练达、文思缜密的文学功力。刘秀经营河北地区之时,族兄刘玄已经称帝,且颇有号召力,刘氏宗室大多做了更始大臣,刘秀也是更始所封萧王。刘秀若想建立“帝王大业”,首要问题就是如何面对天下“公义”;其次,刘秀为人谨慎内敛,当时实力也很有限,要夺取天下,尚信心不足;再次,时人多信“天意”,尤信谶言,刘秀也心存顾虑。要说服刘秀成就大业,必须首破解上述三方面的心理问题。邓禹进策,开口就将视野引向古今“圣明”境界,然后话锋一转,切入如何解决“天事与人事”问题。以刘秀之气魄,“天事”拘囿不住,“人事”处境却困厄重重。邓禹围绕“人事”问题,从更始政权不足为虑说起,一 口气从“德”“武”“文”三个方面分析了刘秀“聪明神武” 的帝王“威德”,鼓舞了刘秀信心,破除了心理障碍。然后,邓禹以“收天下英雄而分授之” 提挈纲领,从部署“粮草”到统一天下,层层论断。史载“上笑曰: ‘且相随北去。’因敕左右,号禹曰邓将军”。这段言辞,通观古今,总览全局,运转万里乾坤于股掌之间,气魄不可谓不雄,然而,雄放之中自有沉稳之度,睿智之中不乏豪壮之风,与战国纵横家之说辞迥然不同。

若将诸葛亮“隆中对”与 邓禹 “河北进策”作较,我们会发现,二人思路非常相似,连用语也有不少相同处,如孔明所谓“非惟天时,抑亦人谋”;“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 (将军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 之类,均与邓禹策辞义同语近。清蔡世远叹诸葛《隆中对》“规模宏远!”唐张仲宣赞邓禹 《河北进策》“文雅光国” ,皆千古知音。

邓禹留下来的还有一段推荐寇恂的话,载于《后汉书·寇恂传》。此文开阖有度,简明扼要,亦通达睿智之文。邓骘现存文一篇,原载于《后汉书》本传,《全后汉文》题为《上疏自陈》,梅鼎祚《东汉文纪》题为《上邓太后辞封疏》。这篇奏疏措辞谦卑,坦诚温雅,颇能体现邓骘谦逊谨慎的性格,亦可看出邓氏家族谨重自律之风。邓弘以《欧阳尚书》授安帝,文学修养应当也不错。

邓绥能属文,且善解人意。和帝封她为皇后时,曾“手书表谢”。《全后汉文》收录邓后诏书17篇,从语气、措辞及反映出来的心理活动看,其中的14篇都极像邓绥自撰之文。如《策命长安侯即皇帝位》曰:“其审君汉国,允执其中。‘一人有庆,万民赖之,皇帝其勉之哉! 这是以太后姿态教导安帝,不似代言。《立安帝诏》写太后尽心抚养幼帝时的殷切期望,又写突遭殇帝夭折的惊心和悲痛,说:“朕奉皇帝,夙夜瞻仰日月,冀望成就。岂意卒然颠沛,天年不遂,悲痛断心!”又《赐周冯贵人归园策》曰:“朕与贵人,托配后庭,共欢等列,十有余年。……先帝早弃天下。孤心茕茕,靡所瞻仰,夙夜永叹,感怆发中。今当以旧典,分归后园。相恋之情,惨结增叹。‘燕燕’之诗,曷能喻焉!”又《遣掖庭宫人诏》云:“今悉免遣,及掖庭官人,皆为庶民,以抒幽隔郁滞之情。”这些诏书多述及邓后的宫中生活体验,推己及人,真切细腻,实肺腑之言。《诏河南尹邓豹等》是邓后写给亲兄弟邓豹等人的,她诉说自己的良苦用心,讲述祖父的教导方法等,殷殷关切,溢于言表。该文还有生动形象的口语,如“今末世贵戚,食禄之家,温衣美饭,乘坚驱良,而面墙术学,不识臧否。斯故祸败所从来也。” 这些用语都不是官话,皆口道来,当出邓后之口。从语气和文风看,邓的《检 敕外戚诏》、《报邓阊》、《敕掖庭令》、《遗诏》等诏,亦时见口语,训导之辞甚至略嫌琐细,如对面而语,典雅平实,一如邓后明察、果决、干练的为人,又有女性特有的细腻柔情,且融贯着“诚在济度百姓,以安刘氏”的国母情怀,这些诏书应是邓后自作。

邓嗣之学,受于母亲耿氏。桓帝永寿中,邓嗣“与伏无忌、延笃著书东观”,共同撰写《东观汉记》。东汉一代,在进入东观校书著史的文士中,博通今古文经 学、史传、百家典籍以及谶纬术数之学者甚多。据此推测,邓嗣既以“通博” 著称,范晔又将他与享有文学盛誉的延笃并提,他的才学当与延笃不相上下。从家学体系看,邓氏家族的文学教育观念也是以“博通”为 主,并不拘泥于经学家法。比如,邓禹擅长《诗》学,却令十三个儿子各习一经,邓训也让子女研读各种经传,邓绥特意从班昭学天文、算术以及谶纬典籍。据此推理,邓嗣之学大约也是经、史、文、纬诸科兼通的。

邓氏家族中,最擅长外交辞令的,恐怕要属邓芝了。《三国志·蜀书十四·邓芝传》载,建兴元年(公元223),后主即位,诸葛亮欲重修吴蜀之好,恐孙权怀疑蜀汉实力,遂派尚书郎邓芝出使东吴,邓芝不负使命。传云:权果狐疑……语芝曰:“孤诚原与蜀和亲 ,然恐蜀主幼弱,国小势逼,为魏所乘,不自保全,以此犹豫耳。”芝对曰:“吴 、蜀二国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诸葛亮亦一时之杰也。蜀有重险之固,吴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长,共为唇齿,进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质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内侍,若不从命,则奉辞伐叛,蜀必顺流见可而进,如此,江南之地非复大王之有也。” 权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 。” 遂自绝魏,与蜀连和,遣张温报聘於蜀。蜀复令芝重往,权谓芝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乐乎!” 芝对曰:“夫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如并魏之后,大王未深识天命者也,君各茂其德,臣各尽其忠,将提袍鼓,则战争方始耳。” 权大笑曰:“君之诚款,乃当尔邪!

从上文可以看出,邓芝每段言辞都是极富智慧的。他一语道破孙权疑虑,坦言为吴蜀双方利益而来。剖利害之时,他着眼于魏、蜀、吴三方力量的对比,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吴蜀各自优势,以坚定孙权联蜀之志。邓芝此番谋议,最终“合吴蜀之长,为唇齿之势,以进兼天下”,光耀三国文苑。第二次出使时的答词,形象生动,气势如虹,又襟怀坦诚,集儒士节义与外交家的睿智为一身。两段辞令,正反对比,逻辑严密,不卑不几,犹见邓禹风范

从整体上说,邓氏家族文学主要是政治家之文学,其作品内容与汉魏政治文化的关系至为密切,其文学精神彰显的是政治家经纬天下的胸怀气度、睿智与洞见,其文本逻辑不以情感抒发为旨归,而以严密的理性分析见长,与“注重情感和语言个性化”的文人文学判然有别。当然,邓禹家族文学风格并不单一,邓禹之恢阔,邓绥之细腻,邓骘之温雅,邓芝之坦直,各呈异彩,时见情性之别。在汉魏政治文化史上,邓禹家族以文德传家,不弃武略,于功臣、外戚、士族中卓然而为一代典范。邓氏家族的“文学” 亦泽被广远。邓禹“河北进策”为光武 建国指明路径,实为经世文之杰作;邓训、邓鸿兄弟明晓边略,文武并用,为明章时期的边境安定建立功勋;邓绥、邓骘兄妹于殇、安两朝执掌国事,进贤纳士,其诏令奏疏,足见一代文治轨迹;邓弘、邓甫德父子以《欧阳尚书》传家,于东汉经学亦占一席之地;邓嗣与 东观群贤共著《汉记》,于东汉典制文章之流传功不可没;邓芝之辞令,于吴蜀两国之交好厥功甚伟。总之,作为东汉功臣、外戚、世家大族的文化典范,邓禹家族文学自有其独特价值。

 

本文作者:河南教育学院中文系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2011届博士  刘德杰 

略有改动邓必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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